纪实摄影的功能与责任（二） - 协会资讯

|摄影日趋多元化，高低优劣各有不同，正是其本该有的样貌

孙京涛（摄影家、《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 我并不赞同纪实摄影应该成为摄影的“主流”的说法。从摄影史上看，摄影从未有过主流，只是一些短暂的潮流。即使在纪实摄影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纪实摄影也不过是诸多摄影形态中的一支。“主流”思维是霸权思维的一部分，而且纪实摄影的样貌一直变动不居，难以定义，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诸多原因让“纪实摄影” 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潮流。许多文章也不断强调纪实摄影的经典化和权威性。这让不少人认为纪实摄影应该成为中国摄影的主流。很显然这是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中产生的，它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打上了对立的烙印。但时代变化太快，摄影从业者和摄影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继续强调那种经典化纪实摄影是主流，显然是刻舟求剑。时至今日，摄影已日趋多元化，虽然高低优劣各有不同，但这却正是摄影本该有的样貌。因此，我们强调纪实摄影的作用没有错，就像强调 “ 新锐摄影”“商业摄影”或者其他摄影没有错一样——权威主流被消解，这不正是艺术自由的前提吗？我并不否定三位摄影家的成就与影响。在传播平台上，依然极度缺乏有深度、有系统、有个性、有视觉创造性的摄影作品。而具备这些特质的纪实摄影，其作者一定是笃定而单纯的。这正是三位摄影家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此为前提，他们的摄影才能具备系统而充分的真实感、典型性和戏剧性，从而具备恒久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摄影是关乎个性、关乎自省、关乎体验、关乎心灵的。而现实却是功利、易变和嘈杂的。作为一个摄影者，在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的现实关系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李伟坤、安哥和张新民的方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主持人李楠：摄影是对现实进行提炼，甚至再造。摄影最终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自由。自由，既是目标，也是路径。

|艺术家、人类纪及行动主义

王保国（《中国摄影家》杂志副主编、评论家）： 我谈谈当前国际上纪实摄影发展的几个变化。从 1990 年代以来，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有一个重要转变，法国《解放报》的著名图片编辑克里斯蒂安·考柔尔把这个转变称为从“记者时代”进入 “记者——艺术家时代”。这一时代要求你的照片不仅是纪实图片，同时要具有审美价值、能唤醒人们的视觉感受力。“记者——艺术家时代”的来临，以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为杰出代表，他给纪实摄影带来了全球化的眼光和新的画意标准；他的作品说明，纪实摄影师可以同时成为一名艺术家。人类已经深刻地、彻底地、永久性地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地理、生物以及水文环境，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代 ——人类纪。摄影，尤其是纪实摄影，要充分意识到这个变化。萨尔加多的《创世纪》中含有对世界现状与未来的深深忧虑，深层原因正是对人类纪问题的思考。加拿大很有影响力的摄影家爱德华·伯汀斯基拍摄全球水资源、石油工业、拆船工业、采石工业、大生产等内容，很早就把这些题材放在人类纪的框架下讨论。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摄影师、艺术家、制片人、作家在人类纪主题之下讨论和切入这个社会，中国摄影师特别是纪实摄影师应该密切关注，抓住时机。当今的纪实摄影有一拨人被称为行动主义者，因为以前的纪实摄影师是把社会问题揭露出来，然后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努力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现在这些人独立性越来越强，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群体。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说，“我可不想人们看我的作品只看到光线和色调，我希望这些影像能引起讨论，并能为那些受苦的人找到钱。”以色列摄影师乔纳森·托格福尼克拍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女性受害者和孩子，发起成立了卢旺达基金会，募捐了上百万美元帮助他们。国际上这样的摄影师还有很多。

主持人李楠：讨论摄影的坐标不仅仅是横轴纵轴两个轴线，可能是多元的轴线。比如 “人类纪”概念，恰恰说明摄影的发展既有延续，也有变革。

|纪实摄影的文化担当

颜长江（摄影家、《羊城晚报》图片总监) ：“时代的观看”和三位摄影师的作品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时代这个问题，要想想我们的未来怎么走，想想我们的坐标。在历史变化的时刻，作为纪实摄影师是不能缺席的。三位摄影师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场的，留下了记录。安哥是从城市生活看改革开放，张新民是从中国二元化结构的变动来看改革开放，李伟坤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多年后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三个选题都是史诗性的，但是否做成了一部史诗，这个值得大家去讨论。考察影像的史诗状态有两种：纯社会表达和影像语言。如果从这两个标准来看，影像的完整性还不够好，还是有些遗憾的。包括我在内，我们的摄影师大多是从野路子进入到纪实摄影的行业，基础薄弱，导致他们面对史诗般的题材，仓促而上。同时，我们的纪实摄影还没有接触到心灵真相、深入到社会的真相，所以纪实摄影的前景还非常大。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人、后来者不要完全遵从于传统纪实摄影家的眼光，应该更多地从文化担当者的角度看社会。

主持人李楠：早些时候，摄影家更多是直觉式、经验式的创作方式，假以时日，必须要有系统性、结构性的梳理，形成每一位摄影家风格独特又掷地有声的作品。

|纪实摄影需要传承开拓创新

贾晓霞（《人民摄影》报副总编辑）： 三位摄影家面临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冲突矛盾环境的变化，人们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嬗变，像哲人一样进行思考和观察，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这场时代变化的记录当中，体现了摄影师的使命、责任、担当，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追求。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体，它们已然成为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十分重要的影像史料，这也是其价值所在。纪实摄影发展到今天，队伍在不断壮大、器材更新迭代，但反而产生不了堪比三位摄影这样具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作品，充斥我们视野的经常是大凉山儿童、西藏阿妈的影像。其实如今的大凉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凉山彝族青年已经通过网络直播推销当地的农副产品。很多摄影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陷入了一个怪圈。这应该就是很多专家指出的中国纪实摄影患上了“怪病”。究其原因，不外乎缺乏文化传承，急功近利，假人文关怀泛滥等等，从而积累了一大批空泛的毫无意义的视觉消费产品。在此对三位摄影家的作品深入研讨，既是对他们创作历程和理念的一个思考和梳理，也是对未来纪实摄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性的举措。作为摄影传播媒体，我们希望能把这次研讨会精彩的观点传达给更多的摄影人，尤其是那些真正有志于纪实摄影的年轻同道，也期待他们在思想感悟和文化传承方面继续延续老摄影家的优良品质，在摄影表达和传播方式上进行更多开拓和创新，将纪实摄影的功能与责任、作用与力量发扬下去，参与到记录社会发展、揭露社会问题进而以影像推动、改变社会进程中来。

主持人李楠：摄影媒体既是摄影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摄影生态的特殊观察者，而且角度是全方位的。

|纪实摄影的文献记录和主观表达

柴选（《中国摄影报》副总编辑）： 纪实摄影发展了这么多年，有很多专业论述，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尤其是在传播媒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断衍生出新的样式。比如纪实摄影究竟是文献还是个人的创作？作为文献的 “纪实摄影”，以及用纯粹的实录式拍摄表达观念的作品，已然形成了我们眼中不同类型的纪实摄影。尤其是针对某一个社会话题形成的摄影文本中，作者的主观因素、个人视角等越来越强化，甚至有一些新的形态，如针对社会现实的景观摄影，它们是否属于纪实摄影的范畴？这些都是应该关注的话题。正在征稿的河北省和浙江省的省级摄影艺术展览均将记录类明确为 “ 纪录（文献）类”。加了“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是不是可以说，至少在面向社会公众的层面，摄影的记录性要更多体现在文献价值层面呢？而策略性的或主观创作化的“纪实摄影”也有人认为应该在纪录与艺术的分类中归入“艺术”范畴。作为文献记录性的照片，应该有更丰富的背景介绍和更准确的信息介入。一些综合性摄影活动区分的“纪实性的照片”和纪实摄影是一样的么？之前我在《记录不记录关键看态度》中指出，本着什么样的态度去拍摄和最后形成的文本，决定了作品是不是记录类。这主要是针对把现实生活题材沙龙化的表现模式依然出现在记录类中的问题来说的，和严格意义上的记录类应该没有太大关系。三位摄影家的作品关注的都是宏大的话题，大多是靠时间积累而形成的。这就涉及纪实摄影的操作方法，是靠时间的积累，还是像现在的年轻摄影师一样，侧重项目化的操作？我觉得这两种形态现在都是可行的。纪实摄影无论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讨论，最终是要通过时间检验来产生价值的。即使是纯粹无心的影像记录，比如家庭照片，最后如果能够通过时间的沉淀焕发特定的光彩，一样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欣喜。这恰恰是摄影的价值所在。

主持人李楠：纪实摄影是强调它的文献性还是主观性，当我们强调主观性的时候，纪实摄影的真实性又如何保证和体现？“纪实摄影”无论在什么样的语境下来讨论，最终是要通过时间检验来产生价值的。

|纪实摄影要关心真实的生活、关心他人的命运

陈小波（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在中国，纪录摄影和文献摄影的重要性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纪录摄影和文献摄影在普及常识、揭露真相、抵抗遗忘、归纳和解析时代现象诸多方面有强大的优势。没有纪录摄影，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国家，会患上严重的健忘症。杰出的记录摄影家就是拯救民族遗忘的伟大的人。如果西方国家的照片 80 年、100 年是老照片，中国的照片 10 年、20 年就是老照片。从照片里看到国家的巨变，不光是街道变了、房屋变了，更重要的是人变了。20 年以前照片上的人和现在完全不同，穿着、发型、精神状态……全变了。我并不是主张所有的人都去做纪录摄影、文献摄影，但一些和纪录摄影、文献摄影有很深缘分的人，就应该好好地去做。今天我们在此讨论纪实摄影，能提出问题便是成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摄影纪录大家，那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但现在，很少有大家了。我觉得是纪实摄影“得病”了，不关心真实的生活，不关心他人的命运、拍摄的东西和自己的心灵无关；而且拍摄的影像太实、太不讲究。

主持人李楠：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这些变化可能带来一种紧迫感和压力，当然也带来了动力。

|关于纪实摄影定义的追溯

胡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影像编辑、青年评论人）： “纪实摄影”对应的英语不只一个，我主要说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documentary photography 最初被引入到摄影这一领域时的情况。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艾伦·特拉赫滕伯格的《阅读美国照片》一书中提到，1938 年，美国现代艺术馆策展人博蒙特·纽豪尔为摄影家沃克·伊文思举办 “美国照片”的展览，并在论文中写到， “纪实摄影是为了明确社会学目的而做的事实记录”，这是一次相对明确的对“纪实摄影”这个词的定义。滕伯格分析：当时的美术馆还没有把摄影家当作艺术家的先例，所以纽豪尔需要用一个新的名字来命名，以便让公众将这样的摄影作为一种“新美学”接纳为美术馆体制的新成员。接下来，为了精确定义 “纪实摄影”，纽豪尔还把这个词诞生之前的马修·布雷迪和刘易斯·海因的作品放进了这个刚刚被命名的“历史传统” 中。这番分析提醒我们，在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诞生之初，人们在用它描述、定义摄影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与所拍摄的对象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作品展出时的语境或者其他外部因素有关的考虑。如今，当我们在研究纪实摄影时，尤其是在面对被摄影史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定义为纪实摄影的作品时，是否也有可能会有类似的考虑或者说影响因素？很多人都倾向于关注什么才是“正确的”“正统的”的纪实摄影，却较少讨论到底是哪些因素——历史的、策略的、话语的——导致了纪实摄影有了“正确”/“错误”或者“正统”/“偏离”之分，它们各自又都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反而是很有讨论价值的。现在有不少年轻学者和评论人都有对纪实摄影的讨论，但他们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却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不及格。所以在文献史料缺失的情况下，对某一段历史的判断就令人怀疑。这是纪实摄影的危机。据我所知，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欧美学界，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了一种声音，FSA 摄影、“人类一家”大展、沃克·伊文思的“美国照片”个展、法国战后人文主义摄影等广为人知的摄影活动或展览所传递的、特别是当事人所宣称的“价值观”“立场”“视角”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共识，而是开始批判地分析这些摄影实践中策略性的一面，就像艾伦·特拉赫滕伯格所做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约翰·伯格在《理解一张照片》一书中所说，纪实摄影的化约主义的一面 ——化约好像就是一种虚构了，至少是一种对现实的偏离—— 就成了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仿佛一切都偏离了现实，继而一切都成了虚构，最终，一切都成了虚假。也许纪实摄影的实践者们需要用更脚踏实地的方案来回应这些带有批评的声音，而不只是单纯地表态，或者是重申纪实摄影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或道德立场，尽管它们并非没有意义。我们更需要一种自身包含了对这些声音的回应，或者说具有 “反身性”的纪实摄影实践，以此来为当代的纪实摄影开疆拓土。

主持人李楠：胡昊的发言让我们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关注点，他们思考的方式以及切入摄影的角度、路径。